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华民族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却以一介书生，以自己独特的外交方式和坚定的信念，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美国朝野上下的同情与支持，成功阻止了美日妥协方案的签订，对二战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查尔斯.毕尔德在其《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序幕》一书中，在谈到美国最终卷入太平洋战争时，说到“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罗斯福总统为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的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使得日军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卷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这位颇为干练的大使就是胡适。

胡适不是传统意义上精通权谋的外交家，却凭着对时局的深刻理解，提出了“苦撑待变”的主张——在艰难的抗战中咬牙坚持，等待世界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这是胡适1935年提出的，在写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一封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占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却在不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场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为我们翻身的机会。那么这个不很远的将来是多远呢？胡适的预测是10年，结果6年就发生了。胡适把他的观点总结为：日本切腹，中国介错。 日本向美国宣战相当于自杀，中国可以充当介错人的角色。这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绝境中凝聚起的坚韧智慧。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打破了平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1937.9，胡适受政府之托，赴美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以争取世界舆论对我抗日的同情与支持；1938年9月，临危受命成为驻美大使。当时的美国孤立主义盛行，要争取美国的支持，难度可想而知。 

胡适到了美国，就像在异国他乡开辟了另一个战场。他带着一身书生气，跑遍了北美大陆的校园、礼堂、外交场合，一场接一场地演讲。他用平实却有力的话语告诉美国人：“日本的侵略，不只是欺负中国，更是在动摇世界文明的根基。”他反复讲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讲这场战争对全球反法西斯的重要性。几百场演讲下来，中国抗战的身影，渐渐走进了美国公众的心里。他还凭着学者的真诚和魅力，和校友罗斯福总统建立起超越普通外交礼节的信任，在最关键的决策圈里，为中国争取到了发声的机会。

图1 胡适演讲

当日本得知胡适将要出任驻美大使时，日本的官方报纸《日本评论》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日本方面应该派出能够与胡适匹配的人，充实日本驻美大使的队伍，当时他们提出了三个人选，分别是经济、文学和雄辩三个方面的专家，只有这三个方面的专家同时出马，才能够抵消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胡适在美国朝野上下的活动，使美国朝野对日本的厌恶情绪越来越强，而对中国的抗战则是越来越充满同情。这是日本人所不愿意见到的。为此，纽约时报1940.10.31引述了日本官方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的一则声明：日本政府敦促美国政府要限制胡适在美国的公关活动，认为胡适的活动严重影响了美日关系，也违背了美国不卷入与日本战争的承诺。这足以说明，胡适的工作卓有成效。

1940年秋，《美日谅解案》秘密推进，胡适坚决反对。他通宵撰写备忘录，揭露日本百年扩张史，指出日本不可信。11月22日，美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方草案，胡适当即表示反对，并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理由。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11月26日，美国决定撤销妥协方案，彻底关闭了美日妥协之门。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中国的这一外交胜利，“实出于胡适之功”，而这次外交的失利，对日本而言，则是发动珍珠港事件的直接诱因。

图2 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在一起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爆炸声响起，美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中国的抗战由此迎来重要的转机。中国这几年的“苦撑”，终于等来了“待变”的曙光。自此，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已经成为了不可改变的结局，胡适作为大使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在他担任大使的这些年里，不光为中国争取到了桐油贷款、滇锡贷款等急需的资金，解了抗战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他像一座桥梁，让美国看到了一个在苦难中绝不低头的中国，为祖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1942年8月，胡适离任美国大使。这位书生大使没在战场上扛过枪，但在没有硝烟的外交战场上，他用智慧、话语和一颗赤诚的心，为国家筑起了一道特殊的防线。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思想和信念也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那是一个民族在黑暗中永不熄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