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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4-29 来源: 作者: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加入收藏
北京德成智库 2023-08-01
本文是完善《从声明博弈看民营企业如何解读新政策》的一文中没有阐述清楚的地方,特别是没有阐明为什么提出民营经济“56789”之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力量时,导致质疑较多。此文在进一步肯定“56789”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外,指出其不足。其实,“56789”最大的不足是此说只是从政府的视角看问题、从宏观的视角看问题,没有从民营中小企业的视角看问题,更没有从微观市场看问题。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国家的竞争其实是大型企业之争;第二部分指出这里的大型企业的竞争力不是来自大型国企,而是来自大型民企;第三部分谈谈大型民企与中小民企的本质区别;第四部分则从国家的立国之策谈中小民企发展成大型民企。
强大的国家是因为有强大的企业,强大的企业塑造强大的国家。包括从西门子、奔驰、宝马成就强大的德国;三井、松下、丰田成就崛起的日本;福特、通用、IBM、杜邦、惠普、苹果、微软、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成就的强大美国;而国家的衰败首先是大型民企的衰败。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大型民企创业与发展的历史。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联想、海尔、海信等;90年代的华为、大疆、吉利等;21世纪的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也包括就几千万的中小微企业,正是它们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
钱德勒认为:大企业是19世纪 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世纪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由钱德勒主编的《大企业和国民财富》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产业革命爆发至今,大型工业企业在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在推进国际经济的复杂性及推动经济转型方面,一直扮演着中心角色。在所有大型企业的新形式中,制造企业无论是在资本构成、生产率增长还是在技术进步、知识更新等方面都走在了最前头。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现代经济的发展通常是不爱选在工业的发展上,而且还因为制造企业,尤其是指标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企业,一直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研究开发工作,而这些工作对于20世纪持续的技术创新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大型工业企业使自己成为了培育技术、管理、组织等整个经济知识成长的肥沃土壤。大型工业企业通过整合和多样化经营进入非生产性领域,将技术转移过程企业内部化了,从而加快看这种技术扩散过程。
钱德勒等专家认为,20世纪世界大型工业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有四点:第一,大企业通过生产设施上投入巨资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二,为了运用这些新技术并使之商品化,这些公司招聘了经理、工人、技术员等人力资本…;第三,这些企业成为了由供应商、设备制造商、零售商、广告商、设计师、技术金融服务提供商组成的网络的核心;第四,在自己培养的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大型工业企业通过研发开发活动上的巨额投资称为了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
事实上,美国大型工业企业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除了基于晶体管、集成电路吸上的电子数据处理技术外,新技术的商品化过程都为一些成熟的大企业所包揽,而不是哪些新兴的企业,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是一个规律。
电子业的历史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这种看法。比如,为什么是IBM公司成为新型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世界领导者。那是因为人类科技史上许多伟大的创新和发明,都出自IBM之手。比如第一台印刷制表机、第一台打字机、第一个成功商用的电子计算器、第一台磁硬盘驱动器、第一个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人工智能的第一个范例、第一台采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第一个条形码、第一台激光打印机,在地球人登上月球,分形几何研究都看到IBM的身影。在IBM发展的100年历史上,曾经有5人获得诺贝尔奖,6人获得图灵奖。正是因为IBM公司百年沉淀的创新基因与雄厚的资本相结合,开启了IBM开始领导世界的电子技术革命的浪潮。
美国占领当局占领日本后,除日本不允许日本有军队外,就是第一时间肢解日本财阀?为什么美国占领当局第一时间要肢解财阀呢?《经营正道:日本企业兴衰史》作者黄亚南指出:“美国认为日本的财阀是军国主义的后盾”。回望历史,日本在亚洲崛起史,从幕府官商、到维新政商、到发动战争的历史,就是日本财阀(大企业)崛起史。肢解财阀是美国改造日本关键的第一步。首先是肢解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三井物产最后被分割成250家左右的小贸易公司,而三菱也分解为140加左右的小企业。
而中国,从1820年占世界GDP的1/3到1950年降低到1/20,这个断崖式下落,不过是中国缺乏大型企业的原因,特别是民营大企业;虽然当时有荣氏等大型民企,但在,一是在中国太少,二是国家受到外族入侵与国家内乱,没有持续下去。虽然有洋务运动,但打造的都是大型国企,一是腐败,二是低效。甲午战争惨败,从某种意义就是日本的大型民企,打败了中国的大型国企。
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再度起飞,主要是美国占领当局取消直接日本大企业的政策,日本的大企业迅速地积累大量资本,再次确立了日本大企业体系。到1980年,日本汽车行业的汽车生产量超过1100万辆,一跃成为世界做大的汽车生产国。而今天的三井财团由25家大企业组成,其核心企业有樱花银行、三井物产、索尼、东芝、丰田汽车等。
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其称霸世界300年的过程中,积累了无数的财富。其福利政策也非常的好,比如政府会替你养孩子,政府还会分房子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也都达到两位数的高水平.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英国病"。其实这些描述都是一种描述,不是一种分析,根本原因还是英国企业的国有化,国有化已经成为政客是否“政治正确”的标识。到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国企私有化成为执政新政重点。在在大规模国企改制为基础上,还积极地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正是撒切尔夫人的国企改制政策,才从根本上根治了“英国病”。
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发布世界500强时,美国企业151家,日本企业149家,美日两国就占500强中的300家,而当时中国只有3家企业入榜,当时也正好是美国GDP第一、日本第二的时代;到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数超过日本企业数,也是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历程。
到2023年,世界500强前10名排名,苹果第一、其次是谷歌,第三是亚马逊,第四是沃尔玛,第五是韩国三星,第七是埃克森美孚,第九是通用电气,第十是日本丰田,这世界500强中的前10强的大型民企;排名第六的是中国石化及排名第八的是航天科技集团,这都是中国国企。从前十强可以看出国家意志还是战胜不了市场的意志,这也表明继续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是大型民企,而不是大型国企。
在创新方面,人们认为,小而灵活的新秀企业注定会胜过规模庞大而行动迟缓的市场领导者们。而《大象之舞:大企业如何在创新方面完胜小企业》一书的作者梅振家和保罗·卡罗尔揭示了规模庞大的公司完全能做到大而灵活,并且在创新方面锐不可当。 这是该书作者,在过去的30年中研究过数千例创新案例,得到的结论就是:成功的企业目光远大,小心谨慎,能够迅速学习,而失败的企业并非如此。
专门研究国家经济演变增长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技术的变革。大的工业企业主要通过将体现创新技术的新产品、新工艺商品化,已经成为这种经济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商业》杂志曾编写《企业的寿命:盛者必衰之理》,他们在对明治维新依赖日本百强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一共413家企业曾经名列百强企业,这些企业维持在百强排行榜中的平均时间不到30年,大多数百强企业在10年之间就从百强榜消失了。
有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世界500强企业寿命30年。中国中小民营企业寿命短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公平竞争、行业垄断、运营成本搞、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因素,也很难获得直接渠道,常常因所谓的“非法融资”而倒闭,所以,难发展成大型企业。
虽然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就业和技术传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还是以大型民企为主,各种政策性扶植基本上也只有大型民企才能享受。随着大型民企的恢复活力,日本经济重建不得不更加依赖大型民企的外包业务,从而逐步第被纳入大型民企的生产系统中去,成为大型民企的系列化企业。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大力提倡大企业归国家所。先生在《实业计划》中说要把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对私人企业采取既保护、鼓励又加以限制的政策,防止其操纵国计民生。先生明确指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归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后又进一步重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先生的主要思路是鼓励发展中小民营企业发展,限制大型民营企业。我以为,现在的“56789”就是这个指导思想方翻版。于是,社会歧视、行业禁入、司法不公、税重费多,不过是国家限制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国策的体现罢了!
此外,中国不允许中小民企做大、做强、做优的原因或许是考虑到大型国企才是共和国的长子,是亲生的儿子,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脊梁;而民营企业只是自己人,但不是自己的亲儿子。如果让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了,就动了共和国的脊梁,资源就在市场配置了,而不是政府配置了;政府的计划经济调控手段就失灵了。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米克尔思韦特与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合著的《公司简史:一种革新性理念的非凡历程》中指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一类举足轻重的机构……,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连续性,特别是美国大企业的持续成功。”
为什么美国公司能发展壮大,钱德勒给出了一个经典答案:只有当管理的有形之手比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更有效率时,从现代商业企业才能大行其道。
大企业产生的主要提动力是新技术,特别是电力和后来的内燃机、但没有组织变革,新技术也不会有更好的发展。福特公司是这样的典型代表,把技术创新和市场影响力结合起来。德鲁克认为,大就是美。通用公司的分散化结构是其成功的关键。工人最有价值的不是他们的手,而是他们的头脑。家族企业的规模太小,无法在一个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主导的世界中生存。
再看2021年世界500强新上榜和重新上榜公司,其中有中国大陆13家公司,除比亚迪与顺丰外,其他都是国企。可以发现,重组是中国国企进入世界500强与名次上升的强大动力。包括中国中化和中国化工两家企业合并。近年来,中国宝武先后重组了武钢、马钢、八钢、韶钢、重钢、鄂钢、太钢等企业,形成了中国“钢铁航母编队”。可见大型民企做大、做强、做优靠的是市场竞争力,大型国企做大、做强靠的是国企重组,上了规模,但没做优,没有形成市场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力。
《民营经济31条》首次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实质上,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但说与做还是存在差距的。一方面,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从2013年的96位快速上升至31位;另一方面,现在持续出现的外资撤离潮、民企的倒闭潮,本质上还是营商环境的改变还是数据上的与文字上的,不是现实经济上的。如同在《从声明博弈看民营企业如何解读新政策》中的开金矿的例子。如果甲方是国企,乙方是民企,乙方参加甲方项目或混改,甲方不分利润,乙方能靠打官司拿到自己的投资与回报吗?如果甲方是政府,乙方是民企,在甲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司法行政权不分的情况下,你能保证自己能通过司法保障自己的权益吗?
关于中小民企如何做大、做强、做优的问题,还不是当前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当下,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是怎样苟延残喘的问题。关于中小民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做优,我们在随后的随笔中讨论。
我们通过一个开金矿案例说明民营企业家如何应对新政策。甲开采一个价值4000万的金矿,需要2000万的投入,但缺1000万资本,而乙正好有1000万现金闲置。甲想说服乙将资金借给自己开金矿,许诺开金矿的回报率是200%,开到金子后双方对半分成。乙是否同意借钱呢?从下图1可以看出:借不借,是由分不分决定的;而分不分,是由能不能打官司决定的;打不打官司,是由法律保障决定的。有法律保障才有分,如果司法腐败与法律执行难,打官司不可行,就不会打官司,也不会借钱,见图3.2.1。

图3.2.1
我们对图3.2.1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甲乙是博弈双方,甲是项目方,乙是资金方,用圆形标出。直线是策略,就是决定做什么,包括乙方借不借钱给甲方;甲方盈利了分不分利润给乙方;甲方不分利润给乙方,乙方打不打官司;打不打官司司法是否公正;小括号()内的数据,第一个数字是表示乙方的得益,第二个数字是甲方的得益,是这样看,最右边上面的(1,0)是表示乙方不借钱给甲方,乙方得益是1(即1000万);(2,2)是项目盈利了,甲方遵守承诺,甲乙双方各有(2,2)的得益,即各有2000万的得益,除去1000万的投入,各有1000万的得益;(-1,0)是盈利了,甲方不遵守承诺,不分利润,乙方打官司,因打官司甲方没收甲方利润,并罚款1000万,乙方投入也血本无归;(0,4)是表示乙方借钱给甲方,项目盈利了,甲方不遵守承诺不分利给乙方,乙方打官司,但司法不公,乙方投资的资本血本无归,甲方独享4000万得益。
现在民营企业家如何应对新政策,一是看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否具有稳定性;二是看能否进入石油、石化、电信(有线和无线)、水、电、核电、邮政、公路、煤、铁、贵金属、航空、水运、铁路、烟草、金融、证券等行业,不是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三是能不能降低民营企业的运营成本,包括降低税费、融资、物流、用能、用地、用人、市场开拓成本,还应该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四是承诺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不要轻易抓人、封门、封账等,只需要享受与国企法人代表一样的法律保障,特别是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人身安全权力、正常经营的权力及对民营企业家的尊严权等,并把以前乱抓的民营企业家放出来,把没收的资产还回去;五是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舆论环境,不能给司马先生、徐小平等先生喊打喊杀的,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身份,不能把污名化民营企业家,不能再说退场论,等等。
也只能说这些,也只能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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