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鑫存储登陆资本市场，缔造2026年资本市场现象级IPO，舆论再度掀起热潮，合肥国资账面浮盈万亿的故事广为传播，进一步巩固了合肥“国资创投明星城市”的标签。
作为一名安徽人，亲眼见证省会合肥十余年间奋起突围，凭借一系列关键产业布局在全国城市竞争格局中强势崛起，内心由衷感到自豪。家乡抢抓时代机遇、敢闯敢试的魄力，值得肯定和骄傲。但自豪感之下，心中始终存有一份理性的忧虑。全网持续神化合肥投资长鑫的成功范本，不断渲染“政府下场做创投、精准押注产业一战封神”，大量城市跃跃欲试想要全盘复制这套模式。虽然热爱故土，但作为一位经济学的学习者、创新创业的实践和推动者，立足市场经济规律与深层次改革需求，我想客观说出一些冷静思考，为当下火热的舆论泼上一盆冷水：偶然一次产业投资的胜利，不能直接推广为普适的地方治理范式；单次押注的亮眼成果，更不能掩盖政府深度介入市场潜藏的系统性风险。首先厘清一个极易被大众忽略的关键事实：所谓万亿收益，仅仅是账面浮盈，并非已经落袋的现金收益。合肥国资前期累计投入数百亿元，所持股份存在漫长锁定期，短期内无法合规减持变现。存储芯片属于典型强周期行业，当前超高估值依托赛道热度、资本市场情绪共同支撑，伴随着全球产能扩张、行业周期切换，市值随时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充满不确定性的纸面收益，被简化包装成稳赚不赔的“封神战绩”，本身就是巨大的认知误导。更深层次的隐患，在于这套叙事正在持续模糊政府与市场的清晰边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核心要求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套底层制度逻辑，和地方政府大规模下场直投产业、催生无序投资冲动存在内在矛盾。政府最核心、最本源的职能，不是充当顶级风投、下场博弈产业红利、追逐投资回报。政府的天职，是持续提供普惠优质的公共服务、构建公平透明稳定的市场秩序。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逻辑，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守住规则底线。当前国内经济改革已经迈入深水区，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不是鼓励各地争相模仿“政府抄底风口”，而是适度收缩不当行政干预、破除区域壁垒、归还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空间，修复全社会民营资本的发展信心。我们并不否认：芯片、高端制造等战略性空白赛道，民间资本顾虑风险不敢投、无力长期投入，具备产业基础的地方国资适度前置布局、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拥有现实合理性。合肥深耕长鑫十余年，客观上补齐国内存储芯片产业链短板，是有为政府发挥补位作用的特殊案例。但个案的成功，绝对不能泛化、神化、照搬照抄。一旦全社会形成“政府拿钱投资新兴赛道就能稳赢”的普遍认知，会催生难以挽回的连锁负面影响，尤其需要警惕以“合肥神话”为标杆掀起的新一轮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热潮。首当其冲的，是点燃全国各地的跟风投资冲动，历史上大量盲目投资留下巨额损失与长期衍生风险，教训十分深刻。近些年来，不少城市只看见合肥模式光鲜的结果，无视其长期产业积淀、人才基础、专业研判能力，不顾自身财政实力、产业禀赋，仓促设立巨额产业基金，跟风押注新能源、光伏、整车、半导体赛道。多地重金引进新能源整车项目，大规模投入资金建设厂房、股权投资、叠加各类财政补贴，最终企业经营恶化、进入破产重整，成片厂房闲置荒芜，数十亿元国资投入难以收回；不少县区大举布局光伏、新材料百亿级项目，项目仓促开工后迅速停摆，大量土地、资金长期沉淀。很多失败项目背后，都有着地方国资的身影。投资失败的代价最终由地方财政承担，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服务开支；部分地方依靠平台举债筹措投资资金，一旦项目亏损，风险转化为隐性债务，持续拖累地方长期发展。寥寥无几的成功案例，被舆论反复宣传；大面积投资失利的烂尾项目、沉没成本，却常常被选择性遗忘。当下，国家在大力倡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倡导“投小、投早、投硬科技”的科创投资导向。深耕早期硬科技、承担长期研发风险、布局初创小微企业的耐心资本，天然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市场化民营投资机构、产业资本。民营资本对行业周期、技术风险、市场需求具备更灵敏的判断，盈亏自担的机制能够约束盲目扩张，契合市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政府不需要直接化身长期创投资本，其核心使命应当转向环境塑造：全力搭建安全、可信赖、具备稳定预期的全域投资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打通要素流通壁垒、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民营资本愿意主动投身硬科技早期投资，让市场化耐心资本自然成长壮大，这才是有为政府该发力的方向。第二，国资深度参与竞争性市场，持续挤压民营主体生存空间，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地方国资拥有天然的资金、信用、土地、审批资源优势，当国资常态化直接下场参与产业投资、商业竞争，民营企业无论创新能力、经营效率高低，都很难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角逐。长此以往，会持续抑制民间投资意愿，削弱市场内生创新活力，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的改革方向相悖。市场主体最期盼的，是清晰稳定的规则边界，而非随时可能变化的行政干预。当政府不断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转变为市场竞争者，企业难以预判政策导向、竞争格局。资本不敢做长期规划，短期避险、收缩投资的心态会进一步蔓延，不利于持续激活内需与产业创新。第四，造成政绩导向的错位。一座城市治理水平高低，评判标尺不该是“国资投资赚了多少钱”，而要看营商环境是否优良、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是否宽松、公共服务供给是否完善、普通民众生活获得感是否提升。把股权投资收益当成地方发展的核心政绩，本质上是治理逻辑的偏差。我们必须建立清晰边界：战略薄弱领域的必要补位不等于全行业无差别全面介入；特殊阶段的担当作为不等于常态化下场参与市场博弈。站在当下，中国经济最稀缺的，并不是各地政府精准押注产业的投资能力，而是稳定透明的制度规则、一视同仁的公平环境、自由良性竞争的市场生态。比起持续追捧单一的投资神话，我们更应当呼吁：回归市场本位，厘清政企边界，守住公共治理的本分。有为政府的最高境界，不是下场博弈、博取高额收益，而是进退有度、守界有为；不是代替千千万万市场主体赚钱，而是搭建舞台、完善环境，让各类企业敢于创新、愿意经营、能够盈利。唯有敬畏市场规律、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持续夯实公平竞争的制度土壤，引导民营资本成为硬科技、长期科创投资的主力军，才能真正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稳定市场预期，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健发展。
